第十八回 我是谁（四）
第十八回我是谁（四）
王景弘讲得天花乱坠口沫横飞，张桃芳听得激情澎湃波涛汹涌，虽然他是第五次战役之后才加入志愿军，但王景弘讲述的战役经过，在脑海里形成了完整的脉络，恍如亲历。
第五次战役是李奇微接任“联合国军”总司令以后，为了试探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而进行的大规模战役，此战打得天昏地暗，双方针锋相对，投入了大量的军队和物资，在三八线形成拉锯状态，今天你攻入我的防区，明天我就将你打回去，来来往往寸土不让，从1951年4月22日战役开始，直到6月10日前后才结束，历时50天，双方都损失惨重，同时认识到一个问题，谁都没有能力将对方打败，战争进入相持阶段，就看谁能够最后坚持住。
对这一点，华夏具有明显的优势，不打大战役，对后勤的依赖将减到最小，而随之时间的推移，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不断得到改善，装甲部队有了，空军有了，虽然规模远远不如对方，装备也没有对方先进，但从无到有就是一个飞跃。
在战役发起前，“联合国军”已经知道志愿军的实力，但武器装备，后勤补给相差甚远，李奇微认为可以一战，并且认为有能力打败志愿军，他不相信，也不愿意相信“联合国军”奈何不了志愿军的事实，虽然事实就是如此，从鸭绿江边被志愿军打回到三八线，就是傻子都知道谁胜谁负。
不管怎么样，新上任的李奇微都要试一试，当然，像麦克阿瑟那个没有脑子的炮兵营长，不顾一切齐头并进的战术不会使用，真把从尸山血海走出来的志愿军当成非洲那些没有开化的部落，除了麦克阿瑟也没有谁了。
齐头并进就是给对方送人头，也不知道那个蠢驴是怎样坐上总司令位置的。
李奇微采用的战术是正面强势压迫，充分利用先进的武器装备，一寸一寸的进行争夺，这是一个几乎无解的题，摆在志愿军面前的是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。
一开始志愿军没有适应这种战法，损失惨重，但志愿军有地形优势，山地多，越到后面山势越高，而且志愿军有兵员优势，始终保持压倒性的有生力量，不断的轮换。
很快，志愿军适应了这种战法，正面要扛住飞机大炮、坦克的狂轰滥炸几乎没有可能，但可以在反斜面有效躲避直射火力，再加上坑道，将双方的优劣势拉平。
坑道，坑道，坑道，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。就是坑道令“联合国军”一筹莫展，寸步难行。
差不多五十多天的战役，双方各损失了八万多的军队，从起点回到原点，“联合国军”毫无寸进，无奈之下，李奇微只得结束了第五次战役。
华夏已经有了一套对付“联合国军”的有效战术，制定了长期战争的策略，打一年就一年，打十年就十年，奉陪到底。而鹰酱在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情况下依然无法接受战争，使得整个西方世界怨声载道，国内经济停滞不前，承受了空前的压力，不得已之下，只好坐到谈判桌上进行谈判，希望体面结束战争的同时，尽可能得到好处，战场上得不到的，谈判桌上同样得不到，双方就这样斗智斗勇，打打谈谈，直到两年后，也就是半岛战争三年后才达成停火协议。
这两年时间，发生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，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战役！
说到上甘岭战役，张桃芳坐不住了，站起来对王景弘说：“上甘岭战役在我的记忆里是最清晰的，能不能讲得更详细一些。”
王景弘：“没问题，我慢慢讲，有什么疑问随时提出来，我尽最大能力为你解惑。”
上甘岭战役是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志愿军与“联合国军”在上甘岭及其附近地区展开的一场战役。
此次战役中，美军调集兵力6万余人，大炮300余门，坦克170多辆，出动飞机3000多架，对志愿军两个连约3。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，倾泻炮弹190余万发，炸弹5000余枚。战斗激烈程度为前所罕见，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，已超过二次大战最高水平。该战役持续鏖战43天，交战双方反复争夺阵地达59次，志愿军击退联军900多次冲锋。
此次战役的发生有两个原因促成，一是接替第八集团军司令的范佛里特中将，他的长子小范佛里特空军中校，在驾机轰炸物开里地区时被击落，生死不明。从此以后，范佛里特报仇心切，攻击欲望非常强烈，将自己的感情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。
二是上甘岭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，是嵌入“联合国军”防线的一把尖刀，随时可以发起攻击，“联合国军”非常难受，誓要拔除这把尖刀，而对志愿军来说，失去上甘岭，整个防线就会变得支离破碎，互不相连漏洞百出，上甘岭一失，斗流峰和西方山就失去依托，斗流峰、西方山失守只是时间问题，整个中部战线有全线崩溃的危险。西方山以西，则是宽达八公里的平康谷地，几乎是一马平川的平原，如同是群山环抱中的天然走廊，从汉城到元山的铁路、公路横贯其间。完全可以这么说，五圣山、斗流峰和西方山一线，系战争与国家命运于一身，其重要性无可匹敌，绝不可以失去，哪怕是战至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半步！
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，就这样促成了上甘岭战役，成为了一个战争传奇。
讲到这里，张桃芳眼里饱含泪水。
接受了防御五圣山地区的任务后，十五军根据战争发展的形势，经深思熟虑提出了积极防御，持久防御的指导方针，确定了“寸土不让，坚决固守”的作战指导思想。
1952年4月20日，十五军接管了第二十六军东起五圣山，西至斗流峰、西方山，正面宽约30公里，纵深约20公里，总面积567平方公里的防区。十五军进入防区后，立即开始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式防御工事，至8月，共构筑了300余条坑道，总长达9000米；堑壕、交通壕50000余米；反坦克壕四道；铺设鹿砦、铁丝网5000余米。——如此浩大的战场工程，目的是在没有制空权，地面炮火很少的情况下，抗击拥有飞机大炮、坦克的“联合国军”，这是唯一正确选择。
詹姆斯·范佛里特中将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之后，为长子报仇心切，不断提出进攻计划，
1951年8月末，范佛里特提出了代号为“猛禽之爪”的作战计划，企图在元山实施登陆，攻击志愿军的侧后，被李奇微否决。
1951年9月，范佛里特又向李奇微提交代号“说服”的作战方案，计划以两个师在库底登陆，正面部队同时发起攻击，同样被李奇微否决。同时上报的还有第一军军长奥丹尼尔少将拟订的代号“指令”方案，考虑到“指令”方案只攻击正面战线上的一些前沿阵地，既不会引发大规模战斗，又较容易达到目的，所以最后批准了“指令”计划，范佛里特根据这一计划，于10月底发动了秋季有限目标的局部攻势，但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。
1952年3月，范佛里特又向李奇微提出了以平康地区为目标的“还乡”作战计划，还是被李奇微否决。
1952年4月，范佛里特制定了进攻西方山的“筷子6号”和攻击南江河地区的“筷子16号”作战方案，一起呈交李奇微。同样被李奇微否决。
1952年6月，克拉克接替李奇微出任“联合国军”总司令，他出身于军人世家，具有较高政治头脑，处事相对谨慎。所以他一上任就拒绝了范佛里特提出的攻击平康谷地的计划。
1952年9月，范佛里特又提出了代号“摊牌”行动的“金化攻势”，攻击三角形山和狙击兵岭两个高地（即597。9和537。7高地）的方案，克拉克觉得这一计划攻击目标有限，估计只需出动两个营就可实现，加之停战谈判僵持不下，也确有必要在战场上有所动作，就同意了这一计划。
上甘岭战役就在这样一个情形下打响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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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景弘讲得天花乱坠口沫横飞，张桃芳听得激情澎湃波涛汹涌，虽然他是第五次战役之后才加入志愿军，但王景弘讲述的战役经过，在脑海里形成了完整的脉络，恍如亲历。
第五次战役是李奇微接任“联合国军”总司令以后，为了试探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而进行的大规模战役，此战打得天昏地暗，双方针锋相对，投入了大量的军队和物资，在三八线形成拉锯状态，今天你攻入我的防区，明天我就将你打回去，来来往往寸土不让，从1951年4月22日战役开始，直到6月10日前后才结束，历时50天，双方都损失惨重，同时认识到一个问题，谁都没有能力将对方打败，战争进入相持阶段，就看谁能够最后坚持住。
对这一点，华夏具有明显的优势，不打大战役，对后勤的依赖将减到最小，而随之时间的推移，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不断得到改善，装甲部队有了，空军有了，虽然规模远远不如对方，装备也没有对方先进，但从无到有就是一个飞跃。
在战役发起前，“联合国军”已经知道志愿军的实力，但武器装备，后勤补给相差甚远，李奇微认为可以一战，并且认为有能力打败志愿军，他不相信，也不愿意相信“联合国军”奈何不了志愿军的事实，虽然事实就是如此，从鸭绿江边被志愿军打回到三八线，就是傻子都知道谁胜谁负。
不管怎么样，新上任的李奇微都要试一试，当然，像麦克阿瑟那个没有脑子的炮兵营长，不顾一切齐头并进的战术不会使用，真把从尸山血海走出来的志愿军当成非洲那些没有开化的部落，除了麦克阿瑟也没有谁了。
齐头并进就是给对方送人头，也不知道那个蠢驴是怎样坐上总司令位置的。
李奇微采用的战术是正面强势压迫，充分利用先进的武器装备，一寸一寸的进行争夺，这是一个几乎无解的题，摆在志愿军面前的是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。
一开始志愿军没有适应这种战法，损失惨重，但志愿军有地形优势，山地多，越到后面山势越高，而且志愿军有兵员优势，始终保持压倒性的有生力量，不断的轮换。
很快，志愿军适应了这种战法，正面要扛住飞机大炮、坦克的狂轰滥炸几乎没有可能，但可以在反斜面有效躲避直射火力，再加上坑道，将双方的优劣势拉平。
坑道，坑道，坑道，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。就是坑道令“联合国军”一筹莫展，寸步难行。
差不多五十多天的战役，双方各损失了八万多的军队，从起点回到原点，“联合国军”毫无寸进，无奈之下，李奇微只得结束了第五次战役。
华夏已经有了一套对付“联合国军”的有效战术，制定了长期战争的策略，打一年就一年，打十年就十年，奉陪到底。而鹰酱在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情况下依然无法接受战争，使得整个西方世界怨声载道，国内经济停滞不前，承受了空前的压力，不得已之下，只好坐到谈判桌上进行谈判，希望体面结束战争的同时，尽可能得到好处，战场上得不到的，谈判桌上同样得不到，双方就这样斗智斗勇，打打谈谈，直到两年后，也就是半岛战争三年后才达成停火协议。
这两年时间，发生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，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战役！
说到上甘岭战役，张桃芳坐不住了，站起来对王景弘说：“上甘岭战役在我的记忆里是最清晰的，能不能讲得更详细一些。”
王景弘：“没问题，我慢慢讲，有什么疑问随时提出来，我尽最大能力为你解惑。”
上甘岭战役是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志愿军与“联合国军”在上甘岭及其附近地区展开的一场战役。
此次战役中，美军调集兵力6万余人，大炮300余门，坦克170多辆，出动飞机3000多架，对志愿军两个连约3。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，倾泻炮弹190余万发，炸弹5000余枚。战斗激烈程度为前所罕见，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，已超过二次大战最高水平。该战役持续鏖战43天，交战双方反复争夺阵地达59次，志愿军击退联军900多次冲锋。
此次战役的发生有两个原因促成，一是接替第八集团军司令的范佛里特中将，他的长子小范佛里特空军中校，在驾机轰炸物开里地区时被击落，生死不明。从此以后，范佛里特报仇心切，攻击欲望非常强烈，将自己的感情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。
二是上甘岭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，是嵌入“联合国军”防线的一把尖刀，随时可以发起攻击，“联合国军”非常难受，誓要拔除这把尖刀，而对志愿军来说，失去上甘岭，整个防线就会变得支离破碎，互不相连漏洞百出，上甘岭一失，斗流峰和西方山就失去依托，斗流峰、西方山失守只是时间问题，整个中部战线有全线崩溃的危险。西方山以西，则是宽达八公里的平康谷地，几乎是一马平川的平原，如同是群山环抱中的天然走廊，从汉城到元山的铁路、公路横贯其间。完全可以这么说，五圣山、斗流峰和西方山一线，系战争与国家命运于一身，其重要性无可匹敌，绝不可以失去，哪怕是战至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半步！
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，就这样促成了上甘岭战役，成为了一个战争传奇。
讲到这里，张桃芳眼里饱含泪水。
接受了防御五圣山地区的任务后，十五军根据战争发展的形势，经深思熟虑提出了积极防御，持久防御的指导方针，确定了“寸土不让，坚决固守”的作战指导思想。
1952年4月20日，十五军接管了第二十六军东起五圣山，西至斗流峰、西方山，正面宽约30公里，纵深约20公里，总面积567平方公里的防区。十五军进入防区后，立即开始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式防御工事，至8月，共构筑了300余条坑道，总长达9000米；堑壕、交通壕50000余米；反坦克壕四道；铺设鹿砦、铁丝网5000余米。——如此浩大的战场工程，目的是在没有制空权，地面炮火很少的情况下，抗击拥有飞机大炮、坦克的“联合国军”，这是唯一正确选择。
詹姆斯·范佛里特中将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之后，为长子报仇心切，不断提出进攻计划，
1951年8月末，范佛里特提出了代号为“猛禽之爪”的作战计划，企图在元山实施登陆，攻击志愿军的侧后，被李奇微否决。
1951年9月，范佛里特又向李奇微提交代号“说服”的作战方案，计划以两个师在库底登陆，正面部队同时发起攻击，同样被李奇微否决。同时上报的还有第一军军长奥丹尼尔少将拟订的代号“指令”方案，考虑到“指令”方案只攻击正面战线上的一些前沿阵地，既不会引发大规模战斗，又较容易达到目的，所以最后批准了“指令”计划，范佛里特根据这一计划，于10月底发动了秋季有限目标的局部攻势，但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。
1952年3月，范佛里特又向李奇微提出了以平康地区为目标的“还乡”作战计划，还是被李奇微否决。
1952年4月，范佛里特制定了进攻西方山的“筷子6号”和攻击南江河地区的“筷子16号”作战方案，一起呈交李奇微。同样被李奇微否决。
1952年6月，克拉克接替李奇微出任“联合国军”总司令，他出身于军人世家，具有较高政治头脑，处事相对谨慎。所以他一上任就拒绝了范佛里特提出的攻击平康谷地的计划。
1952年9月，范佛里特又提出了代号“摊牌”行动的“金化攻势”，攻击三角形山和狙击兵岭两个高地（即597。9和537。7高地）的方案，克拉克觉得这一计划攻击目标有限，估计只需出动两个营就可实现，加之停战谈判僵持不下，也确有必要在战场上有所动作，就同意了这一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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